香港警方即将总攻：中美内幕交易让占中分子傻眼
美国究竟在香港占中运动中扮演何种角色？奥巴马的真正目的是搞乱香港，用香港问题作为政治博弈资本与北京高层做利益交换。如日本入常问题、出兵伊拉克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
香港警方最后总攻时刻即将到来！
12月11日，上午香港七千警力将对香港金钟地区占中分子发起最后总攻。香港警方将视情况果断采取武力措施，熄灭占中运动最后的火焰。
占中的这些学生竟然天真的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抵抗警方的行动，并配置了大量攻击性武器搞所谓的“自卫”。真是自不量力！
11日最少有3500名警力戒备，随时因应执行人的要求，协助执行禁制令。而《星岛日报》称，代号“光明顶”的行动旗下7000名警员全部收到通知，周四要全员上岗，准备顺执行禁制令之势全面清理金钟乃至铜锣湾的“占领”示威区。
种种迹象显示，一些极端“占中”分子不愿善罢甘休，“学生前线”成员扬言，会坚守“占领”区到最后，也会携带防御装备“以武制暴”，“一定不会坐在这里让他们打”而且还天真的认为西方会为他们发声。殊不知，即便美国也在私下里极为讨厌这些行为，因为美国自己的弗格森事件还没擦干净屁股，哪能在这个时候自找麻烦。因此中美双方可以说达成了一致，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激进分子如何反应引人担忧，香港媒体称，终极清场在即，眼见已占据两个多月的“领土”即将化为乌有，仅剩下的“占中”人士作出绝地顽抗，各种“神怪武器”尽出，由8日凌晨就开始重整区内路障，以胶带、自行车锁、铁皮以及保鲜纸等材料巩固铁马阵，酷似“狼牙棒”的带钉木棍、生锈铁枝、石砖及铁板等具杀伤力的武器，也在区内随处可见。
清场在即，占领人士就退场事宜再起内讧。新成立的学生组织“学生前线”声言，必会站在前线抵抗警方清场，甚至不排除以最低武力保护自己，采取所谓“以武制暴”，实则暴力抗法。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声言反对。而一早退场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则表态，叫留守人士尽快撤离，又估计民主力量会在占领行动后重整，可能走向激进化。
无可避免下警方要提升武力层次
警务处助理处长张德强表示，已有足够警力参与行动，呼吁占领者尽快离开，如果他们坚持不走，警方必定会执法，包括驱散或拘捕，视乎当时情况。张德强重申，除非遇到冲击，否则警方根本毋须使用武力，强调警方使用哪种武力及程度，有严谨守则。
【延伸】
埃媒:香港"占中"运动难以令人信服
新华网消息 据《参考消息》10月19日报道，埃及《金字塔报》10月12日发表文章，题为《难以令人信服的香港之春》。
也许香港“占中”运动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但中国现在已不再孤立，中国的政策也不再僵化和顽固，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思维和处事更加灵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扩大，西方不再提及过去。
实际上，尽管香港街头有防暴警察，但当局对示威者发布的主要信息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器，而是致力于同示威者进行谈判，以使双方达成妥协，结束这场危机，恢复香港的正常生活秩序。香港在投资和经济发展方面是世界最具吸引力的重要城市之一。
换言之，已经达到某种发展阶段的中国中央政府绝对不会草率地让自己面临风险，使多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
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依然不设置任何障碍地向投资者开放，依然享有西方的生活方式。那为什么还要责难中央政府？
当然，香港示威者所要求的是实行民主，要求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辞职，继而进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
但看一看西方的模式，确切地说是统治香港155年的英国，香港共历28任总督都是由伦敦直接任命的，即他们不是选举出来的，也没有人反对。
但在香港回归后的17年中，香港人实际参与了香港的政治活动和港人治港过程。现在，一半立法会议员是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的，另一半是由功能选举团体选出的。至于行政长官则主要是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现在，北京已经制定了2017年选民直接选举而不是通过委员会选举香港行政长官的计划。
也就是说，香港示威者要求政治改革是不合逻辑的，也许他们的要求有经济动机更可信，因为随着世界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投资向其他市场的转移以及生活成本的提高和财富差距的加大，香港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状况下降的时期。据香港的一些报告显示，80%的香潜人担心的是生活成本和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状况。
如果拿香港的经济状况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的话，香港的前景看来并不灰暗。经济繁荣，法治仍占主导，财源充足，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解决结构性的挑战，正像绝大多数香港人所希望的那样，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使其复杂化。而最重要的是，香港居民仍然认为自己是经济蓬勃发展、政治稳定的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迄今为止看来，香港“占中”运动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无论示威者是出于政治或经济动机。
“占中”运动自毁香港优势 几大金融对手虎视眈眈
“国际金融中心”是令香港人自豪的头衔，甚至香港岛的最高建筑也以此命名。2008年，美国《时代》杂志曾创造一个新名词“纽伦港”，用来指代纽约、伦敦及香港，这被视为新世纪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加冕礼。但近些年来，香港逐渐转变成一个躁动不安、政治泛滥的城市，尤其是违法“占中”仍在无休止地延宕下去，严重侵蚀着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在亚洲，致力于打造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一直虎视眈眈，中国内地城市如上海等被普遍看好未来前景，老牌金融城市东京则不愿中国拥有挑战它的金融势力。未来的亚洲金融中心之争日趋激烈，摆在香港面前的是：不进则退。
从“鱼翅捞饭”到瘫痪中环
本届香港立法会金融界议员张华峰早在40年前就已经投身证券交易，他回顾当年入行时的情景说，上世纪70年代初是香港股票交易员的风光日子，当时证券交易佣金以划一方式收费，经纪收入有保障;此外，外资证券行较少参与香港证券交易，即使有，大多也只会透过华资经纪进行。当年金融业界从业员“鱼翅捞饭”的日子，直至今天仍为张华峰津津乐道。与当年的香港人一样，张华峰靠辛劳工作致富，在短短10年间就储到第一桶金，再投得经纪行牌照并成立恒丰证券公司。
立足证券界接近半世纪，张华峰与大多数老一辈的华资经纪一样，经历石油危机、中英谈判、1987年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等重大事件。但张华峰每一次遇上危机，非但没有退缩撤资，反而紧守岗位。然而，2008金融海啸及近年的欧债危机，令全球金融市场震动，余波直袭香港，令香港金融业一步步走向衰退。过去几年，香港证券行业竞争激烈，纷纷以割喉式劈价争客，靠赚佣金开饭的中小型经纪行生意锐减，倒闭完一间又一间。昔日金融业从业员天天“鱼翅捞饭”的日子也风光不再。有港媒称，金融海啸至今，香港金融业仍未恢复昔日风光。
如果说几十年的变化让张华峰发出感叹，现实中的“占领中环”行动则让金融从业者对未来深深忧虑。“占中”押下的最大赌注就是瘫痪中环。据统计，位于中环的金融机构多达161家，包括摩根大通、渣打、汇丰、中银在内的所有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接受存款公司和本地代表办事处。数量之多、密度之高，使得中环成为香港当之无愧的心脏地带。有人统计过，每秒钟这里就会产生350万美元外汇交易。
曾出任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很清楚外国银行家所思所想。他多次警告说，“占中”冲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赖以成功的法治。梁锦松回忆说，几年前上海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的一位亲戚谈起此事，“我说上海在硬件上赶超香港并不困难，但有一样对建设金融中心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上海没有也很难赶超的，就是完善的法治。”如今，正当法治在香港被践踏之时，上海在依法治国的号召下迎头赶上。 香港两任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和陈德霖也先后公开呼吁“占中”尽快结束。“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是点点滴滴累积的，得来不易，但转瞬间可被破坏”，陈德霖担心香港金融稳定的根基被冲击。
香港的金融中心之路
香港作为当下全球排名靠前的金融中心，走过了漫长的路，而沪港之争也由来已久。二战之前，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势头一直压过香港。香港的交易所较早成立，但上海成功吸引资本、人才及资源，在上世纪二十及三十年代成为金融及经济中心，发展达到巅峰。1936年，上海拥有47家外资银行、47家传统钱庄、166家外资保险公司及48家本土保险公司。但是，随着1937年日本侵华，上海经济增长停顿。
环境的变化给了香港机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的桥梁，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步奠定日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到1965年，香港已经傲视同侪，有42家外资银行开设办事处，36家开办分行，数目在全球排第三，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进入80年代，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加强。1984年底，香港的银行数目已增至140家，总行及分支机构共达1547家。在这个时期，英资、中资、美资及日资等外资大银行云集香港，使香港银行业务加速国际化。
回归之后，香港更是如鱼得水，原来受限于法规无法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国际金融机构，以香港为转口中心进军中国内地。作为中国的特区，香港这个中西文化及传统交汇之地，被认为是最适合国际银行及国际机构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的驻扎点。香港投资推广署向海外投资者推介香港时，也是主打“中国”牌，其宣传口号是——“香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有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标准——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由伦敦智库机构Z/Yen发布。这个指数体系下有14项标准：人才、规例、进入国金融市场、商业基础建设、接触客户、商业环境的公平和合理程度、政府支持、公司税制、运作成本、专业服务、生活质量、文化和语言、商厦质量和供应、个人税率。多年来香港被持续列在第三或第四位。
事实上，基于经济放缓及内部环境不稳，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在下滑。金融服务顾问公司Kinetic Partners 11月25日发布《2015全球监管前景报告》，认为上海及深圳等内地主要经济城市大有取代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之势。11月6日发布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则显示，香港相比去年滑落两个名次，排在东京和新加坡之后，与上海并列第五。
新加坡——当前的最大对手
新加坡是目前香港的最大对手。今年3月和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香港均排在第三位，仅次于纽约、伦敦，新加坡排第四。
“新加坡与香港的金融争锋。”英国《金融时报》10月21日的一篇报道给出了一组近年来新加坡在加强金融中心地位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外汇领域，于2013年取代东京成为亚洲最大的货币交易中心;金融服务领域，产值占新加坡GDP的12%以上;财富管理领域，新加坡所管理的资产总规模为1.4万亿美元，略逊于香港，是全球第三大财富管理中心。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伊始，就利用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区位条件以及转口贸易港的优势，全力规范和发展金融市场，致力于打造“亚洲苏黎世”。1968年，新加坡建立亚洲美元市场;1972年，取消亚洲货币单位20%准备金的规定;1983年，对银行用亚洲货币提供的贷款免征所得税。1998年，新加坡出台世界级金融中心建设蓝图。2013年，大宗商品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已成为新加坡证交所发展最快的业务。
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同香港一样，新加坡完整继承了英国司法体系。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政策执行上的连续性，确保了新加坡政局的长期稳定和对金融企业优惠政策的长期有效。瑞士信贷集团在其国别报告中形容新加坡是一个“稳定的金融中心”。同时，新加坡政府投资本国教育系统和人力资源，为大型金融企业落户新加坡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观察家认为，香港的金融地位建基于其同中国内地的紧密联系，确保香港能够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和内地市场的中间人。这一点是新加坡无法企及的。不过，正如一些媒体所评论的，正在进行的“占中”影响了国际资本对香港管理体系的信心，对未来中国如何影响香港也产生疑虑，而这正是新加坡作为另一个区域金融中心所具有的优势。
未来谁执牛耳？
香港的对手远不止新加坡。《2015全球监管前景报告》指出，市场趋势和资本流动方向均显示，世界金融业的势力平衡已经向东方尤其是中国内地转移。53%的金融业受访者认为，基于正在进行的改革和金融项目，上海在2019年将成为新兴市场头号金融中心。报告还称，虽然香港以往长期获金融机构和企业青睐，但内地城市诸如上海和深圳都有条件取代香港。
据了解，当上海1990年4月宣布设立浦东新开发区后，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意愿逐渐获得认同。2009年，国务院提出2020年前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2013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已达639万亿元，同比增长21%。
沪港之争一直是这些年的话题，竞争甚至让一些细节被放大。《金融时报》报道称，一项全球性调查显示，上海人的英语水平首次超过香港。上海正在挑战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就业大军的英语水平将发挥关键作用。
亚洲另一经济大国日本不会坐视中国的金融发展。《日经新闻》日前以“中日竞逐2020年亚洲金融中心”为题报道说，为了2020年奥运会，东京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推动打造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文章称，在金融市场上，日本曾大幅领先中国，但如果2020年未能强化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国将不仅在奥运奖牌榜上，也会在金融市场领先地位上让日本望尘莫及。
此外，在9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公布后，澳大利亚媒体有些伤感。有评论称，悉尼在追逐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过程中出师不利，排名正迅速下跌，排在第23位，已经落后于亚洲的大城市香港、新加坡、东京、首尔和上海。实际上，亚洲地区的迪拜、阿布扎比等金融中心也位列前20名。
谁是亚洲区的金融中心？答案在过去100年有不少改变：上世纪初是上海，50年代开始是香港和新加坡，80年代末一度是东京，后来又是香港与新加坡之争。上海学者张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东京、新加坡、首尔、北京和上海都在不断加速金融中心建设，香港正处于一个相对衰落的过程。香港在经济结构调整、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方面都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发展路径。如果没有中央对香港的支持，香港在面对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竞争时，没有优势。
